「厄三篇」前传:梅苏特彷徨

2022年10月29日 by 没有评论

第一,参加瑞士世界杯,创造“伯尔尼奇迹”,拿到了第一座雷米特,正式步入足球豪强序列;第二,官方引进客籍劳工,正式揭开移民序幕。

六十四年后,两条线索交织在一个人身上,梅苏特-厄齐尔。俄罗斯的夏天,德国战车陷入喀山墓穴,厄齐尔身份危机浮出水面。

他一要证明:德国人是德国人,二要证明:我的总统”不是我的总统。于是,有了“厄三篇”。“厄三篇”事件背后,不单是一张合影,也不单是兵败俄罗斯,而是一个土耳其家庭在德国移民暗流中的彷徨。

1961年,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劳务中介竖起了巨幅广告:“到德国去,两年后,带着买大众车和二层小楼的钱回来。”

那时候,300万土耳其农民家庭里,51万没有土地,赴德淘金,条件诱人。厄齐尔的爷爷也没有地,正在黑海沿岸挖矿,听到这个广告,立马跳上开往慕尼黑的“客工专列”,跟6700个弟兄一起,一路向西,最终到达盖尔森基兴。

因为“柏林墙”是在那一年竖起的。东德对外说是要阻止法西斯进入社会主义国家“搞破坏”,其实是为了防自家人倒戈。殊不知,这堵墙也成为了很多土耳其人命运的转折点。西德无法从东欧募集足够的廉价劳动力,只能把目光伸向地中海。

1961年10月30日,西德与土耳其政府签署了《联邦德国-土耳其劳动力招聘协议》。同时,西班牙、葡萄牙、希腊、突尼斯、摩洛哥等国也先后成为招工对象。不过,当时西班牙、葡萄牙自己国内也要搞发展,遍地工作机会;希腊在二战中伤筋动骨,亟待重建;意大利打工仔要价颇高,狡猾油腻。只有人炸的土耳其,潜力巨大,合同签完第二年,土籍劳工人数立马上涨300%。

淘金之旅中,厄齐尔的爷爷结识了厄齐尔的外公,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:踏实干活,好好攒钱,两年后回到土耳其,开大众、住二节楼,千万不要留在德国。因此,他们还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习惯:抠门。

德国政府也不想留他们,摆了很多道道儿。比如:不让他们带家属和配偶,只能单身打工;合同两年一签,期满必须回国,哪怕雇主愿意续签,“客工”也要先回到土耳其,再签约返回。

但是,很快土耳其人就发现,两年内买车买房纯粹是开玩笑。他们的时薪只达到西德用工最低标准,2.28马克。那怎么办?只能玩儿命加班。西德企业倒是乐得此景,便宜、肯干、熟练、心眼实,这样的人,哪里舍得两年就放走。于是,为了延长用工时间,很多企业都帮劳工在合同上做了手脚。地方政府为了GDP,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被留了下来,其中就包括厄齐尔的爷爷和外公。

六十年代,风起云涌。美国深陷越战泥潭,西方民权运动轰轰烈烈。鲍勃-迪伦写出了《答案在风中飘》,马丁-路德-金向全世界呼唤“我有一个梦想”,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《民权法》,法国爆发“五月风暴”掀起新运动的高潮。

热浪之中,西德政府不得不出台“家庭团聚”政策,客籍劳工也有享受家庭的权利。厄齐尔爷爷、姥爷各自接来妻儿、妻女,在异国他乡,过上了拖家带口的日子,还定下了“娃娃亲”。彼时,厄齐尔爸爸穆斯塔法、妈妈古丽扎尔均刚满两岁。

好景不长。1973年,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,美国给以色列送来了飞机大炮,阿拉伯国家则以牙还牙,联合祭出石油武器,抬高油价、实行禁运。

石油危机让整个欧洲陷入经济泥潭,失业率飞速上涨,与此同时,土耳其劳工数量经历逐年攀升,已经占到西德外国人口的23%,成为最大户。时任西德总理勃兰特趁机推动建立新法案,11月,终止了和土耳其的劳务协议,同时,出台一系列政策,催促劳工返乡,但是收效甚微。

此时,厄齐尔的爷爷和外公已经改了念头,打算留下。不为别的,在西德,只要还干得下去,一个月至少也能拿个6、700美子,回土耳其,别说大众车和二节楼,就连薪水都只有十分之一。

厄齐尔在自传里说得很实在: 那时,我的祖辈想念地中海的浪,号角连天的港,空中鸣叫的鸥和堤上新鲜的鱼。但是,相比消解乡愁,还是赚德国马克更有安全感、更实在。

九年级结束的迟夏,古丽扎尔辍学了,成为一名清洁工。那时,在土耳其传统观念里,女性出门工作赚钱,不存在的。西欧自由浪漫的风气并没有真正渗入这个家庭。几年后,她如约嫁给穆斯塔法。没有恋爱,没有约会,甚至没有见过彼此。婚礼清淡,嫁妆潦草,一个清洁工和一个皮革匠,例行公事般组合在一起。

直到1988年10月15日,盖尔森基兴布幕克-希伦区博恩街30号5层,梅苏特-厄齐尔降生。

一年后,柏林墙倒了。但在人们心中,高墙渐筑,德国人在这头,“德国人”在那头。

厄齐尔3岁时,德国修订了《外国人法》。其中规范了取得德国籍的程序,给了外国人法律上的认可。即便如此,极右翼政党还是称他们为:拿身份证的德国人。

博恩街30号,他出生的这栋楼,一共有十户人家,九家外国人,甚至,整条博恩街都看不见一个德国人。离家不远的波茨广场,到处都是土耳其人,偶尔还有黎巴嫩人,厄齐尔从小就跟他们一起玩。到后来,黎巴嫩小孩土耳其语说得比母语还溜。

德国学龄晚,法国、英国小孩4岁就能上小学,在这儿得等到6、7岁。厄齐尔还上不起幼儿园,因为,学前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,对移民后裔来说是奢侈品,只能散养。

上小学时,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语言培养时机。而且,德国的小学一般只上半天课,他们更倡导把时间留给家庭,按照德国中产阶级的概念,父母的辅导,才是孩子进步的关键。但古丽扎尔在学校做清洁工,早上6点上班,干到下午4点,晚上7点还得再加个夜班;穆斯塔法下岗之后,开小卖部、开台球厅、开小餐馆,拼命赚钱。谋生都困难,何谈辅导孩子呢?

1996年,德国各州联合发布《关于中小学跨文化教育的建议》,加强“母语课程”发展。那些年,在欧洲,“多元文化主义”是个时髦的词儿。德国人本想顺应潮流,尊重差异,促进文化融合,但落实起来,反而割裂了本就不牢靠的社会,土裔孩子更加依赖自己族群的生活圈。

那些政策,给厄齐尔的直观体验就是:土耳其语课时间是德语课的三倍,课时短,任务量大,每节德语课都像“跨栏赛跑”,“每个栏都会挂住自己,跑得跌跌撞撞,终点线遥遥无期”。

缺少学校教育,又失去家庭教育,整天说土耳其话,“德国人”厄齐尔总感觉自己是个外国人。他真打心底问过无数次:我是谁,我在哪?而现实回应,往往把厄齐尔推得更远。

从1998年到2000年,他们的邻居,法国人,在阿尔及利亚后裔齐达内的率领下,连捧世界杯、欧洲杯。而在德国,十岁出头的土耳其后裔,厄齐尔,一次又一次被沙尔克04青年队拒之门外。盖尔森基兴是德国北部的工业老城,隶属北莱茵-威斯特法伦州,这是全国第一个响应“多元文化主义”号召的地区,却没能改变另一群德国人心底的成见。

接连碰壁。厄齐尔问:“我到底哪错了?”“因为你叫梅苏特。”是的,如果他叫“马库斯”或者“米夏埃尔”之类的常见德国名字,早就踢上青年队比赛了。

2000年,红白埃森抛出橄榄枝,俱乐部传奇维尔纳-基克给他买了双新球鞋,耐克的。这是厄齐尔第一次穿上耐克鞋,被接纳的滋味。

2000年3月,欧盟在葡萄牙召开了首脑会议,定了个计划叫《里斯本战略》,要建立一套“反社会排斥”的机制。但同样也是这一年,德国排外暴力犯罪案件达到了创纪录的15651起。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,欧盟国家经济负增长,德国失业人数在2002年高达400万,占总人口的4.8%,其中大多数是土耳其人。2001年,“911事件”又给世界蒙上阴影,时代崩塌,社会焦虑。

2002年韩日世界杯在动荡中到来。决赛中,德国0-2输给巴西,德国人很沮丧;土耳其则凯歌高奏,杀进4强,哈坎-苏克在3、4名决赛中11秒闪电破门,创造了世界杯历史最快进球纪录,土耳其人欣喜若狂。

那一年,厄齐尔在家里,用卫星电视接收土耳其语转播,目睹了原乡同胞的奇迹。也是那一年,土耳其正发党赢得议会选举,修改宪法,恢复了埃尔多安的从政资格。4年前,他因言获罪,入狱10个月,恢复资格4个月后,他成为国家总理。

贝尔格区综合学校的足球课,主教练埃尔格特一眼相中了他。那时,红白埃森已经为十六岁的厄齐尔开出职业合同,月薪4000欧,训练车接车送。但这次,埃尔格特承诺:球员进队不看出身,全靠实力公平竞争。最后,经历了一个多月的“骚扰”,厄齐尔终于迈步走向大球会。

足球天赋为厄齐尔创造了融入德国社会的顺境,但另一方面,他身上与生俱来的种子,也悄悄生根发芽,比如斋戒,比如诵经。

尽管如此,2007年11月,厄齐尔还是放弃为土耳其国家队效力,选择了德国。那是他最后一次抉择,因为,2009年6月以前,国际足联规定,参加过国际青少年A级赛事的青年球员,如果想代表其他国家参加国际A级赛事,必须在21岁之前更改国籍。

2010年秋天,欧预赛,德国对战土耳其。两国首脑一齐出现在看台包厢,厄齐尔遭受了职业生涯以来最大的嘘声,土裔德国人里外不是人。不过,这是他第一次会面埃尔多安。

彼时,这位政治强人在国际舞台风头正劲。2010年,美国马里兰大学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:“埃尔多安是最受尊敬的国家领导人”。一年前,达沃斯经济年会上,他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就“加沙问题”激烈争吵,愤然退场,凭借极强的个人魅力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。土耳其人民精神备受鼓舞,腰杆硬挺。

比如,阿尔滕托普讽刺起厄齐尔就毫不留情:“选择德国就是一桩生意,他不是德国国脚的话,皇马会看上他吗?他会有这么高的身价吗?”他和厄齐尔一样,都是土耳其后裔,都出生在盖尔森基兴,但他选择了土耳其。

不过,那年土耳其在2016年欧洲杯的申办上,一票之差败给法国,厄齐尔提供了声援。

同年11月,默克尔在波茨坦发表演讲,德国构建多元文化社会“彻底失败 ”,德国依然欢迎移民,但移民必须同时努力,融入社会、学习德语。

德国大力推进文化融合的年代,正是土耳其经济腾飞的“黄金年代”,在文化、宗教、政治、经济的复杂拉锯战中,后者显然更对300万土裔的胃口。2006年,德国学者调查发现,50%土裔居民只看土耳其电视节目,28.6%只看土耳其语报纸。

2002到2012年,土耳其年均经济增长率5.2%,其中,2010、2011年分别高达9.2%、8.8%。GDP从2300亿美元增至7860亿美元,人均GDP从3500美元上涨到10504美元,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。即便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,土耳其经济增速依然不减。除此之外,他们还跻身G20成员国,成为欧洲第六大经济体。总之,换作那十年,厄齐尔的爷爷,绝对不会想去德国打工。

那十年,埃尔多安披着“世俗”、“民主”、“温和”的外衣,走上了内政外交的的巅峰,个人魅力最大化。但2012年开始,先后经历叙利亚难民危机、党内贪腐危机、与盟友葛兰大决裂、经济增速骤减、ISIS、“715”军事政变之后,埃尔多安内外交困,支持率持续走低。

此时,厄齐尔已走上职业生涯巅峰,从皇马到阿森纳,跻身世界顶级中场;2011、2012、2013、2015、2016年,五次成为德国最佳国脚;还在2014年拿到世界杯,终于有资格向他的偶像齐达内看齐。“厄祖”皇冠加冕,成为德国足坛的旗帜。但另一方面,他也被动地成为埃尔多拢人心、获取选票的棋子。

今年4月,埃尔多安突然宣布,新一届土耳其总统和议会选举6月24日进行,比预计时间提前一年半。

中东混乱、通货膨胀、里拉贬值、失业率居高不下……这些隐患像笼罩在埃尔多安头上的乌云,只要寒流一到,土耳其即将遭遇暴雨冰霜。所以,他一定要在风云突变之前推动选举,确保自己的地位。

于是,2018年5月13日,德国队世界杯大名单公布前一天,埃尔多安、厄齐尔、京多安、土耳其国脚托松,伦敦会面,史称“合影门”。

世界杯后,厄齐尔家乡土耳其宗古尔达克区,撤下厄齐尔穿德国国家队服的海报,换上他与埃尔多安的合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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